城读│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将改变你对全球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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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将改变你对全球化的看法

199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使全球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Richard Baldwin,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https://www.hup.harvard.edu/catalog.php?isbn=9780674660489&v=1392752313000/_/jcr:system/jcr:versionStorage/b9/94/00/b99

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中美贸易战、反全球化……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国际经济教授理查德·鲍德温所著《大合流：信息技术与新全球化》提出从生产和消费变化的关系看全球化，本书写作语言和结构非常清晰，数据图表简洁有力，鲍德温开篇明义，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读者看待全球化的观点。本书的核心论点：199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使全球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一革命性变化指的是什么？鲍德温给出两张图进行说明。

图1展示全球化在1820、1990年发生的两次变化，标志着新旧全球化的分水岭，对于全球经济地理产生深远影响。19世纪初期，蒸汽动力和全球和平使货物运送成本大幅降低，全球化第一次飞跃。1990年，信息通信技术大幅降低信息传送的成本，全球化发生第二次飞跃。

现代全球化大约始于1820年，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密切相关。图1的纵轴代表7国集团（G7，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占世界收入比例，1820-1990年期间，G7比例不断攀升，从五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1980年代中期，上升趋势不再，1990年起开始调转向下，急速下降，今天G7比例大约降回19世纪初期的水平。鲍德温以这一比例的逆转论述1990年以来，全球化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图2显示全球制造业区域分布的变化，变化之惊人一点也不亚于图1。纵轴代表不同区域制造业占全球比例，G7制造业比例从1970起开始减少，1990年起加速下降，2010年比例不到一半；与此同时，是六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和泰国，鲍德温简称为I6），制造业占世界比例不断上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从3%上升到15%；而世界其余各国（鲍德温称为RoW）制造业占比几乎不变。

1820年全球化第一次飞跃的影响——“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运输成本的降低引发全球贸易、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全球财富分布发生剧烈变化。曾经主导世界经济四千年的亚洲和中东古老文明，在短短两百年间，被崛起的工业西方国家取代，有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大分流”，用于解释最近两百多年来为何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权力向少数几个国家集中。

1990年全球化第二次飞跃的影响：“大合流(Great Convergence)”。1990年之后的二十年里，持续两百年的全球大分流的趋势被逆转，少数富裕工业国家占全球比例降回二十世纪初的水平，鲍德温将其称之为“大合流”。这一趋势的逆转就发生在过去二十至三十年间，是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经济事实，这一变化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最近反全球化观点和情绪上升的来源。

简而言之，1820、1990年两次巨变标志着新旧全球化分水岭，旧全球化产生大分流后果，而新全球化产生大合流后果。本书主标题为《大合流》即为此意。

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化来理解全球化

鲍德温提出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化来理解全球化。在人类20万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产与消费是不得不捆绑在一起的（bundled）。而全球化可以视为这种被迫捆绑逐步的分离过程。

鲍德温认为，有三个距离因素阻碍生产和消费的分离：货物运输成本、信息传送成本和人的运输成本。19世纪初期以来，这三种成本逐渐下降，但成本的降低不是同时发生的。运输货物成本最早降低，150年之后，通讯成本才大幅降低，而今天面对面交流成本依然高昂。

三种成本降低的先后次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分别对全球化产生不同影响。鲍德温将这三种成本称为“三梯级限制(three cascading constraints)”。

前全球化世界与全球化的第一次加速

在前全球化世界，距离使人们与生产相分离，各地经济生产互相分离。工业革命和运输技术互相促进，货物运输成本大幅降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成为可能，鲍德温称之为全球化的第一次分离(unbundling)。

于是，市场开始全球扩张，但信息传输成本仍然高昂，故而工业发展和创新集中于少数国家，即全球北方。全球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迅速扩大，至今仍影响着今天世界经济格局。全球大分流乃是低廉的货运成本和高昂的通讯成本所致。

全球化的第二次加速（第二次分离）

1990年信息通信技术显著降低通讯成本，使远程协调复杂生产活动成为可能，全球化第二次加速，启动了第二次分离，即工厂的国际分离，或曰“全球价值链革命”，重新划分知识的国界，工业竞争力日益由国际生产网络而非国别所决定。

信息通信技术支持下的离岸生产形成一种新型工业竞争力，结合7国集团的管理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高科技、低成本组合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取胜，廉价通讯信息技术使大量管理技术从北方流向南方，这种知识流动是新旧全球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全球化的未来：第三次分离（劳动与劳工的分离）

两种技术发展可能促进未来全球化第三次分离。第一种“网真技术(telepresence)”，代替真人到场提供脑力服务，不过这种技术仍然昂贵。第二种“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技术，代替真人到场提供体力服务。

未来这两种技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化的性质，两者都能让一国工人不必真人到场，却能为另外一国提供服务，这种“虚拟移民(virtual immigration)“的国际通讯可能彻底改变那些直接遭受国际竞争的工作岗位。无须真人到场，发达国家的体力和脑力工作都能由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和专业人士来完成。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士也可以将自己的才能应用于更大的范围。

全球化的第三次分离涉及一国工人向另一国提供服务，包括那些今天需要真人到场的服务。因此，全球化的第三次分离使劳动与劳工分离成为可能。

新全球化新在何处？

新全球化在更精细程度上影响国家经济。20世纪全球化产生产业专业化。降低的贸易成本可能有利于或不利于某个产业及及其产业工人。而21世纪全球化不仅发生在产业层面，它可能发生在生产的任一阶段或任一职业。全球化的影响变得更难以预测。

旧全球化之下，国家可以识别所谓朝阳产业或夕阳产业。新全球化之下，不再可能。任何产业和职业都有朝阳和夕阳阶段。随着工业竞争力的发展不断由离岸公司所决定，难以预测哪种工作或哪个生产阶段会受到影响。并且新全球化的影响变得更为个体。全球化的赢家或输家不再集中于某些产业或某些技能群体。群体内部遭受的影响可能不一样。因此致力于帮助某些衰落产业或某些技能群体的国家政策将会失效。

新全球化的影响更为突然，更加难以控制。旧全球化的时间以年计，而新全球化变化更突然，由于每一两年计算能力、信息存储和传输能力就翻番。信息通信技术指数级增长使原本难以置信的事情几个月之间变得寻常。国家政府对新全球化的控制变弱。控制货物的流动比控制信息流动容易。

新全球化使比较优势去国家化。G7企业结合特定技能与低成本劳工为优势，企业混合配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优势，国家不再是自然的分析单位。竞争力的界限日益由运营国际生产网络的企业控制。

如果说全球化第一次分离让国家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全球化第二次分离通过结合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让企业更好提升自身竞争力。

新全球化打破了7国集团工人与企业的紧密联系。如果技术是国家的，国际工资差异随国际技术差异而调整。第二次分离则关闭了一国内工资—技术平衡过程。

新全球化改变了距离的影响。距离对货物、信息和人的运输成本的影响非常不同。互联网信息传输成本几乎为零，随着距离变化不大。至于人的运输，一日达目的地与更远之地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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